徽州古民居建筑文化研究论文

时间:2018-09-20 文化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摘要:徽州古民居建筑是我国古村落建筑的典型代表,其被国内外游客广泛认定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缩影。而无论是村落选址、建筑外部构造以及住宅内部装饰,徽州古居民建筑中都蕴藏着浓郁的文化底蕴。本文将从隐喻视角下,分别就徽州古民居建筑中所体现的多个文化层面做简要探讨。

  关键词:徽州;古民居;建筑;传统文化;风水

  徽州古民居建筑不仅仅是为当地人们提供一层单纯的物质外壳,其内外构造以及建造过程都深受我国传统文化以及当时社会环境所影响,因此徽州古民居建筑拥有独特的传统文化内涵。而这些造型精美的古民居建筑,也正体现了徽州人世代的愿望和信念,同时也见解表达出了其对于社会的希望和祈祷。本文就从徽州古居民建筑中我国传统文化的体现入手,来展现当时徽州人的情感和梦想。

  一、徽州古民居建筑中传统文化的隐喻性表达

  徽州古民居建筑被国内外游客认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而无论是在徽州古民居建筑的整体布局还是其内部装饰、构造中,我们都能通过隐喻视角,来深层次解读建筑中蕴含着深厚中国特色历史文化底蕴的元素。

  (一)老子“道法自然”审美思想的隐喻表达。整体而言,徽州古民居建筑的主体色彩是灰白两色,其建筑上黑白相间的色彩效果,以及利用“黑、白、灰”三种颜色变化形成的独特建筑色调,隐喻着我国道家学派中“道法自然”的文化意境[1]。“大象无形”是道家创始人老子主张的审美思想,而随后庄周又进一步扩展了其审美思想,提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审美观点。而徽派古民居在对于建筑色彩的运用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因受到道家老子以及庄周的影响。而到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对徽州古民居建设彩色文化造成极大冲击的学说,那就是曾在当地广为流传的程朱新安理学。朱熹生平将自然平淡作为其美学理想,而徽州的儒士文人更是将朱熹自然平淡的思想奉为经典,势必样样都严格遵循“自然”“平淡”,因此使得徽州古民居建筑中,处处都呈现着老子和庄周的美学思想。

  (二)“马头墙”—徽商事业有成的隐喻表达。从隐喻视角来讲,“马头墙”不仅仅是徽州古民居建筑中最具代表价值的元素之一,同时还是徽商有效向外界展示其事业腾达、实力雄厚的重要承载物。首先,徽州古民居建筑中的马头墙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相反其高低错落排列形式使得其具备多样化的象征意义。马头墙与徽州古民居建筑紧密相连,构建成一个庞大的古建筑群体。从远处观望,只见青霭缭绕,无数马头依傍在云霄,如同飞腾疾驰之势,从而为墙上马头赋予蓬勃的生命力,隐喻表达着徽商事业的蓬勃生机。其次,马头墙一改以往墙壁单调、无趣的面貌,转而以高耸挺立的方式使得其成为了一件具有极高欣赏价值的艺术品。而对于徽州古民居建筑来讲,正是因为马头墙独特的艺术造型,才使得徽州古民居建筑的空间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同时也使得墙上马头的运动感更加强烈,从而能够让游客轻易就能感受到蕴藏在建筑中的勃勃生机[2]。因此,可以说马头墙是徽州商人生活发达、事业成功的象征,也是徽州迅猛发展的象征。

  (三)封建等级观念的隐喻表达—建筑结构、颜色、朝向。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用来维护其统治能力的重要工具,同时也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统治秩序,而这些在徽州古民居建筑中都有着隐喻性体现。首先,从建筑“两层多进”的整体结构来看。徽州古民居建筑中,绝大多数古建筑都是两层多进,这不仅是当时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直接体现,也是徽商身份低下的隐喻表达[3]。根据《明史舆服志》中所记载,社会底层庶民的房屋“架多而间少”,并且禁止使用彩色颜料来装饰房屋。所以,在封建统治时期,即便拥有万贯家财,是富豪之商,但因身份限制,其私宅内部装饰以及整体布局也都有着极大约束。其次,从建筑“灰”“白”主体的颜色装饰来看。在封建社会时期,不同社会阶段所能使用的颜色也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如在《周礼》中所述,天子主“丹”、诸侯主“黝”,而大夫则只能用“黄”来进行颜色装饰。而在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对民间颜色的使用也有着极为苛刻的限制。尽管徽商在当时的经济领域有着显著成就,但是其社会地位以及政治地位却与底层庶民相差无几。因此,在建筑装饰上,其无法使用各种绚丽多彩的鲜艳颜色和图案,尤其是代表“皇权”的黄色,更是不敢触及,而这也是造成徽州古民居建筑一直以来都以“灰”“白”两种颜色作为主色调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从建筑朝向“讳南”来看。除建筑整体布局以及其内部颜色装饰之外,徽州古民居建筑的朝向也隐喻表达着封建时期徽商身份较低的事实。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将南称作“至尊”,因为其所建造的皇宫以及各类庙宇等,都朝向正南方向,这被称之为“南面称尊”。而正是因为“南向”在封建时期具有如此尊荣,所以除皇室之外,民间造房是断断不敢以子午线正南向为造房基线,无论是房主身份地位有多高,其都得保证房屋朝向偏东或者是偏西,从而避免因犯“讳”而获罪。因此,在目前现存的徽州古民居建筑中,几乎不存在正南朝向的房屋。

  (四)以宗法文化制度的隐喻表达—集聚化建筑群体布局。由于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将血缘关系作为直接纽带的宗族社会,因此在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的影响下,徽州古民居建筑群体所体现的最大特点就是集聚化、系统化。表现为:其一,“同姓而居,不杂异姓”。即便处于同一村落,但是村落中各姓各族的宗祠和民居划分都极为分明;其二,不论宗族体系内人多人少,象征其宗法势力的祠堂,以及其他一系列能够展现宗族荣耀的设施都非常齐全;其三,对于建筑群体布局极为讲究,并且各姓各宗族的建筑群体均围绕祠堂展开;其四,徽州古民居内部严格遵循“长幼有序”的排列原则,其活动空间按照堂、庭院、廊以及厢房的顺序依次排列,并且建筑内不同空间其界定换分也有所不同,如其中庭院、堂以及廊是公共活动空间,其他如厢房等则是个人活动空间,秩序感十分强烈。

  二、徽州古民居建筑中风水文化的隐喻性表达

  风水在我国古代建筑中尤为常见,而徽人对于风水则更加重视,因此在徽州古民居建筑中,无论是其村落选址,还是设计装饰,都存在风水理论的作用效果。

  (一)从“枕山环水”的选址原则来看。徽州古民居建筑“枕山环水”的选择原则,隐喻着其对事业腾达、宗族繁荣的心理寄托。封建时期,人们认为住宅地理位置的选择对于家族后续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因为其在村落选址的抉择上是慎之又慎。一般来讲,在山地或者丘陵地带,人们选择村落位置时都会以“依山傍水”为基本原则,这种选址方式利用自然水系的便利,使得居民视野得到充分开阔,并且远离旱涝之灾。在徽州古民居建筑中,其选址原则除要“依山傍水”之外,还必须做到“枕山环水”。徽人在选址村落住址时,可以说是无村不卜,这些都可从徽州各姓各族的世代宗谱内找到详细记载。

  (二)从宏村“卧牛”形规划来看。当村落选址地带的风水,不能完全满足上等风水需求时,人们就想方设法的对它进行改造,力求达到完美,这种隐喻在改善村落风水的行为寄托着徽商能够世代繁荣的美好愿望。如黟县汪氏宗族,其宗族世代所居住的宏村,最早建于南宋时期。初期,宏村发展速度缓慢,后在明永乐年间,经风水大师勘察,认为该地形势为一头卧牛,因此指点宏村人凿挖“月塘”,认作“牛胃”。此后,宏村汪氏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有所突破。宏村内部的建筑依靠月塘向外延伸,被称之为“牛身”。同时,村民又在村内凿挖了一条水圳认作“牛肠”。水圳从村西引水,其内部南转东出,从形势上来看几乎是贯穿整个“牛胃”。

  (三)从水口建设以及住宅朝向来看。首先是水口建设。风水对于徽州古民居村落的水口建设影响较大。在徽州人建造村落期间,水口不仅有入口的作用,更隐喻着徽商事业的发展能否一帆风顺。因此,在徽州人营建村落期间,其对于水口建设十分讲究。其次是民居朝向。上文提到,徽州古民居建筑中,正南朝向的房屋很少,一方面是因为封建社会时期,为避免犯“讳”,民间在建造房屋时,其房屋朝向都会刻意避开正南方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趋吉避凶的考虑。徽州人认为,房屋门向的选择,对趋吉避凶有着重要影响。因此,除要正确选择门向之外,徽人还会以符镇或者改造等方式来进行趋吉避凶。其中在门前挂神鉴,或者放置符镇“石敢当”等都是徽州古民居建筑中较为常见的门向避让措施。

  三、徽州古民居建筑中徽商心理的隐喻性表达

  与其他古村落相比,徽州古村落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其是凭借在全国各地经商谋生的徽州人所提供的经济为支柱的村落,可以说徽州古村落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农耕事业的支撑。但是由于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国策,因此在徽州古居民中,随处可见徽商对于自身安全以及反抗封建统治者“抑商”的隐喻性表达。

  (一)“高墙小窗”“东瓶西镜”—追求平安的隐喻性表达。首先在徽州古民居建造层面,其内部典型的庭院结构是由建筑内的天井以及高墙小窗所构成的封闭式环境,并且单从庭院内天井的深度来看,徽州古民居建筑内的天井要远深与其他村落的天井,这就隐喻着徽商对于自身安全的思考。并且徽州古民居四面由高墙维护,犹如一座戒备森严的古堡,居住其中则有着一种置身事外的感觉,这与徽商致力于为家人构建一个安全、封闭环境的心理有着莫大联系[4]。其次在内部陈设层面。在徽州古民居建筑中,其厅堂照壁上经常会挂有寿、福、禄三星,寓意“吉祥如意”。此外,另有条案摆在其中堂下,并且在条案中间位置常常会放置自鸣钟,另有精美瓷器帽筒摆放着钟摆两侧,其中帽筒左摆瓷器,右摆镜子。这种摆放方式的主要意境在于取“瓶”“镜”之谐音,隐喻“平静”之意。同时,自鸣钟运转时发出的“滴答”声,又和左右瓶镜构成“终身平静”的谐音。这可以看做是徽商长时间在外经营谋生,因为对家人、对自己能够永享平安的一种期待。

  (二)“四水归堂”—徽商聚财心理的隐喻性表达。从建筑中“理水”层面看。对于商人来讲,其“以聚为本”,因此从风水角度来讲,水是财富的象征,“聚水”则是“聚财”的隐喻。在徽州地区广为流传的“四水归堂”,就是对徽州古民居建筑中“天井”的最好诠释。徽商们将建筑中的“天井”认作中心,使得四水尽归堂,以此来象征其“聚财”的心理。另外,每当下雨时,雨水会沿建筑屋顶,一路流向庭院的天井之中,这也是徽商聚财的典型心理体现。

  (三)“三重装饰”“商字门”等—徽商反抗“重农抑商”的隐喻性表达。重农抑商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以贯之国策。如清雍正时期,皇帝就曾提出“四民以士为长,农次之,工商其下”的治国思想,足以可见商人在封建时期的社会地位之低。因此,徽商虽然经商有道,拥有巨大财力,但在当时却无法获得与其财力相匹配的社会地位以及尊重,这就直接导致徽商出现心理失衡。而为最大程度的平衡心理,徽商在其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尽显奢华,以此来向外界证明自己的财力和地位,这一做法在徽州古民居建筑上有着所体现。首先从建筑中的“三雕装饰”进行隐喻分析。徽商不具备显赫的社会地位以及政治地位,因此其虽然手握庞大财力,但是在建造住宅时,仍旧不敢逾越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规定,无论财力多么雄厚,其只能遵从“三间五架”的构造形式。但是为充分发挥徽商经济实力的优势,徽商在建造住宅时,除运用“一屋多进”的建造原则之外,其在住宅内部和外部的装饰上都极为讲究,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三雕装饰。三雕装饰中,石雕的浑厚稳重、木雕的灵韵优雅、砖雕的玲珑剔透,无一不隐喻着徽商对摆脱封建压制的寄托。其次从建筑中的商字门进行隐喻分析。在徽州古民居建筑中,多数住宅太师壁顶上的梁托以及楼坊都雕刻成“倒元宝”形状,这两个倒挂的元宝和太师壁左右门柱构成一个缺少“口”部的“商”字。而人有一口,因此,每当人从其下经过,正好将“商”字填补完整。徽商采用这种隐喻性方式的目的在于,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布衣平民,其身份和地位都在商人之下,以此来平衡其失衡心理。最后是从建筑中随处可见的八仙图案进行隐喻分析。在徽州古民居建筑中,砖木雕画中的八仙图案随处可见,这除与徽州人崇尚八仙之外,还有另一层隐喻表达。在封建时期,博览群书谋得一官半职通常是上策,但如果踏不进官场也无所谓,其还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其他领域内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可以说,“八仙”图案,也是徽商反抗当时“抑商”政策的隐喻表现。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徽州古民居建筑作为我国古村落建筑的典型代表,无论是其村落选址、外部构造,以及住宅内部装饰,都蕴藏着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也直接体现着当时徽人,尤其是徽商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理念。隐喻视角下,徽州古民居建筑中不仅体现着我国封建时期鲜明的等级制度观念,同时也包含着老子、庄周主张的“自然平易”为主体的审美思想,而其建筑内的马头墙更是将徽州建筑的象征文化发挥到极致。除此以外,风水观念在徽州古民居建筑中也有着显著体现,徽州古民居建筑除要“依山傍水”之外,更要达到“枕山环水”的境界,从而寄托其宗族繁荣昌盛、事业和地位步步高升的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1〕李玲玉.历史文化视域中的徽州民居[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7(01):68-73.

  〔2〕齐宛苑.徽州古民居的和谐生态观研究[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4):117-121.

  〔3〕朱华,宿晶晶.文化资本视域下徽州古民居木作空间的隐喻与形塑[J].艺术科技,2016(07):55-56.

  〔4〕叶云.反映在徽州传统民居建筑中的民俗隐喻[J].科协论坛(下半月),2007(05):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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